沒錢萬萬不能

常言道:金錢萬惡,可是大部份人都便止於此,沒有再往下去想,有的也是連番道德說教。金錢成為庸俗的代名詞,簡言之,就是中文說的「銅臭」,

這位社會學家名叫齊美爾(George Simmel),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集(譯者為大陸學者顧仁明及李猛),名為《金錢、性別、現代生活風格》,在華人地區唸社會學的人,若聽過他的名字已相當難得,讀過他的文章肯定寥寥可數,他之所以被人遺忘,與他的生平及學術風格很有關係。

生於十九世紀末的齊美爾頗為倒霉,他雖然備受韋伯(Max Weber)贊賞,可是一直連一個大學專任教席也拿不到,大學不發薪水給他,只聘他為編外教授,要靠學生的聽課費維生,直至他死前四年(1914),才給他一個正式教授名銜。

他最著名的作品,要算是《金錢哲學》,台灣的翻譯本亦收錄了書中的一部份,名為<現代文化中的金錢>。他當然也同意金錢使人際關係變得疏離,但金錢同時使人變得自由獨立,具創造力量,不用看別人面色做人,因為生產者在金錢經濟下,不再依賴特定關係而活(例如農民-土地-地主),而是依賴金錢過活,人便自由地組合起來。

但金錢所創造出來的自由,使人際關係變得工具性,物質性的消費交易,使人進入理性的生存模式,因為金錢要求的計算性與準確性,人的理智壓過感覺與心靈,所有事情都可以用量化來計算,事物的差別變得不重要,理性制度與文化滲入生活裏,形成所謂客體化(objectivization),例如談戀愛找對象要計算一下各自值多少;勞動價值以金錢來衡量;「性」可以買也可以賣,分成各種等級;友情的深淺可能以能向對方借多少錢,拿多少好處來衡量。

以上的說話幾乎所有人都同意、都會說,但齊美爾的精彩之處,是接下來的分析:他指出,金錢把所有人類關係變得平庸,但同時,金錢帶來的自由使人卻更追求個體,個體價值越高,因此形成了個體化(individualization)與客觀化的對立。

例如他在<現在和將來的賣淫瑣談>中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:既然我們的社會一切都向錢看,為甚麼我們現代社會對「賣淫」比以前更不能容忍?這令我想到台北市禁公娼、其他城市努力掃黃這些有趣例子。

齊美爾解釋道,前現代社會的「性」總是與社會關係連繫起來,男女婚姻要由家族作主便是一明證,但現代社會在金錢及其他力量驅使下,個體得到解放,「性」也同時被視為個體珍貴的一部份,但金錢的魔力(不是性交易本身)使「性」量化及平庸化起來,反而好像變得價值很低,而中產階級無法面對這種落差,因此以道德口號大力禁娼。

齊美爾沒有提出甚麼簡單解決辦法,但他指出,以道德來指摘及懲罰妓女,不會使性工作消失,因為人有這個需要,但禁娼及責難娼妓,卻要她們成為現代社會矛盾的代罪羔羊,妓女因她們的「性」,所以地位只會變得更低,既然我們社會已承諾了人得到自主,妓女的「性」及其地位也應提升而非被降格。

齊美爾有趣之處,一方面正如編者劉小楓所說,對現代社會的分析非常獨特而悲觀,另一方面,他也有積極樂觀的一面(台灣出版這本文集便沒有收錄這方面文章了),他並不認為我們要回到過去,或自上而下重整一種道德或社會秩序,用來壓抑個體性(individuality),所以他既反對資本主義工業化,也反對列寧式的社會主義,他寄望於以創造性個體(creative individual)為出發點,轉化金錢及理性制度帶來的價值文化;實驗小團體式的社會主義是他的理想,他較推祟的是以傅立葉(Fourier)為宗師的法國小型社會主義合作社(妓女可否成立合作社?)。

越說越遠了,但上一個世紀初的齊美爾強調人的創造性,與新經濟時代追求的「創意」可能仍有點相干,他也許提醒我們:創造性就是要反對平庸化,如果創意的多少單單只以金錢來衡量,恐怕也沒有甚麼創意可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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